“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建设科技强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必须打牢基础研究这个根基。”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对《中国科学报》说，“基础研究既能探索自然奥秘、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也是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关键。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就很难做出原创性、变革性、颠覆性的关键核心技术。”

　　2018年，教育部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建设了一批前沿科学中心，已经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调研过程中，丁奎岭发现目前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和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新要求，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与优化。

　　一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的“组织力度不够”。高校的基础研究早期以自由探索式、兴趣导向、纯学理性的研究为主。虽然兴趣驱动下的自由探索确实能带来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但当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目标或支撑探索的大科学计划却需要有组织地开展。比如深空、深地、深海等极端条件下的物质研究，无一例外都需要有组织的大科学项目为依托。同时，“现代科学探索越来越强调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学科交叉，不能完全依靠自由结合，需要有组织地进行”。但当下科研资源分散、协调协作困难的现象依然突出，学科交叉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有组织的科研模式尚需探索。高校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对于确保有组织的大科学研究顺利开展的导向性制度与保障措施尚需加强。

　　二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的保障投入尚需加强。近些年高校获得的科研投入快速增长，但来源多为竞争性经费，国家五大科技计划项目中，除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包括部分基础研究内容外，面向基础研究、明确支持自由探索的科研项目主要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1年中央本级财政基础研究支出增长达15.3%，但对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增长较少，比如教育部对前沿科学中心建设的投入不增反降。

　　三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仍需加快提升。据统计，2013年至2020年，我国研发人员稳居世界首位，但基础研究人员占比仅8.2%，优秀青年学生立志投身基础研究的比例偏低。

　　“因此，建议相关部委、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从“有”“稳”和“兴”三个方面，有组织地展开研究，稳定地进行投入、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丁奎岭说。

　　“有”即加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的科研”，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应从纯自由探索的模式向瞄准重大科学问题、国家战略需求上转变，要将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作为高校科技工作的主线。同时，当前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已步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高校应综合利用政策、资源和评价等方式，整合力量，协同各类主体，打开学科边界，深化学科间跨界交叉，产出重大、前沿科学突破。

　　“稳”是指对高水平研究大学基础研究的投入要稳定。加大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既稳投入也稳增长。同时，在保持“双一流”学科建设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方案，加强前沿科学中心建设，特别是在建设初期保持稳定的支持，让一批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能够真正坐得住、沉得下、稳得住。

　　“兴”即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的引育，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把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有效结合起来，提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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