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化推进办公室副主任、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姜开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过近十年建设,高校信息化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表现在教育教学模式变革,优化教育服务供给,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等方面。...


张四海 南开大学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主任

 

校内外资源融合,线上“校门敞开”

 

  《中国教育网络》:

 

  回顾高教信息化这十年(2012-2022),您会如何总结?依照特点来看,您认为这十年可划分为哪些阶段?

 

  张四海:

 

  过去十年中,高等教育信息化经历了四大转变: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由管理向治理与服务转变,由教学育人的辅助力量向引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转变。

 

  具体来看,这十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十二五”规划期间。在此阶段,高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备,数字化校园建设普及,信息资源不断丰富,信息技术在各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网络安全开始受到重视。

 

  第二阶段,即“十三五”规划期间。这一阶段有几个代表性趋势:无线校园网成为建设重点,下一代互联网IPv6开始规模部署,高校积极探索数字化校园到智慧校园的发展路径,开展数据治理以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同时,网络安全体系也在逐步完善。

 

  第三阶段,也是高教信息化受冲击最大的阶段,即疫情开始至今。疫情爆发后,高校教学大规模转移线上,突如其来的“匆忙改变”无意中暴露了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瓶颈。疫情前,高校普遍认为信息化工作已趋近完美,但是,疫情中的需求对能力要求更高,让高校意识到了完美的隐形边界。

 

  例如,大量学生同时在线学习的需求,冲击了高校原有的信息化架构,超出了信息化的承载能力。对于这类自身能力无法满足的部分,高校势必要引入社会的公共资源,在自身建设中融入社会的网络、资源和应用,而这也引发了一种新的趋势:校园网、校园应用与社会应用间边界的模糊化。

 

  在网络空间中的“校门敞开”后,网络安全问题自然更加凸显,这正需要高校与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进一步互联合作来解决。对于高校来说,需要在校园认证、身份管理等方面与服务商平台对接打通;对于服务提供商来说,则需要根据高校需求调整自身架构,例如,腾讯、飞书、阿里等企业,在疫情后便把SSO认证接口加入到了软件当中。

 

  因此,在当下,对于高校信息化而言,无论是基础网络、教学平台,还是某些通用型应用,都在产生趋势性变化:社会资源逐渐融入其中。“十四五”期间,这种融合趋势会愈发明显,融合范围也会逐渐扩大。

 

粗犷转向精准,云服务再获重视

 

  《中国教育网络》:

 

  这十年中,您认为高教信息化最大的改变发生在哪些层面?

 

  张四海:

 

  这十年间信息化建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系统与应用以及云计算与云服务这三个方面。

 

  在基础设施方面,无论是网络覆盖还是数据中心资源的提供,过去往往只追求表面的规模化,比如数量的积累和指标的提升;架构上的变化比较少见,即使有也只停留在具体的拓扑层面,缺乏建设和运营模式的创新。

 

  在系统与应用方面,过去以职能为中心的观念导致信息化建设较为分散,统筹能力不足,在某个业务领域往往仅有少数产品可供选择,只能“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现在以用户为中心的观念强调师生的体验和反馈,可以依托新一代共享支撑平台,根据师生需求快速开发轻应用,做到“打什么仗就造什么武器”。

 

  在云计算与云服务方面,首先是公有云部分,早在“十二五”时期,很多高校就已开始引入云计算与云服务,然而因为法律法规或某些政策性问题,过去几年中使用规模有所收缩。疫情爆发后,学校需借助外力来弥补自身不足,云服务又重新得到重视和应用。在我看来,过去十年中,云计算和云服务的应用经历了由粗犷向精准的转变,尤其对于通用类应用来说,采用云服务很可能成为主流。

 

  其次是虚拟服务器与私有云部分,从趋势上看,两者的数量都显著增长。资源统管、资源复用、快速部署,以及系统架构上的安全保障等都是虚拟服务器和私有云的独特优势。因此在这十年中,虚拟服务器或私有云基本代替了传统的物理服务器,几乎全部高校都采用了虚拟化或私有云的解决方案。

 

  《中国教育网络》:

 

  这十年间,南开大学学校信息化建设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

 

  张四海:

 

  在“十二五”期间,南开大学提升了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启动无线校园网覆盖计划,建成了IDC数据中心。同时发挥后发优势,快速完成了数字化校园的整体布局,覆盖到主要业务领域和校园核心生活服务的方方面面。同时,前瞻性地提出、落实了网络安全的体系建设。

 

  “十三五”期间,南开大学积极推进下一代互联网IPv6的规模部署与应用,在无线校园网全覆盖的基础上提供多样化的网络接入服务;部署了第二代数字化校园基础支撑平台,启动数据治理工作。同时,南开大学还成立了软件研发中心,以移动门户为抓手构建校园移动应用建设标准,创新应用模式。

 

  此外,南开大学还创新了人力资源供给模式,引入第三方的机构、服务,构建专兼职人员结合的人才队伍;在维持核心人员队伍稳定性、保障支撑能力下限的基础上,设法激发队伍活力,提高创新服务能力的上限。

 

“短板”“优势”相互转化,于矛盾中激发进步

 

  《中国教育网络》:

 

  后疫情时代,您认为国内高校信息化建设呈现出了哪些新的发展态势?

 

  张四海:

 

  首先,在前期基础上,高校信息化建设呈现出了加速发展的态势,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也是具有悖论色彩的一点,就是“优势”和“短板”的同时放大。

 

  举例来说,大部分高校均曾积极推动智慧教室建设,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教育部也推荐了很多示范案例。但很少有学校的智慧教室考虑到了线上线下融合的应用产品。同时,虽然各高校都有教学平台,但也很少有学校的教学平台足以支撑几万学生在线学习的需求。原有优势无法解决现有问题,自然就变成了“短板”。

 

  校园网也是“短板”的一部分。疫情爆发前,高校的办公、教学、科研都集中在校内,绝大部分业务系统的应用场景也都局限在校园网环境下。疫情爆发后,延迟返校、居家办公成为新常态,基于校园网提供的应用无法满足校内校外、省内省外、国内国外的师生需求,“短板”之处暴露无遗。

 

  但是反过来,“短板”不同于缺项。已有的教学平台、办公平台,以及一站式服务大厅等,即使已“不堪重负”,但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所勾画出的发展路径、形成的流程规范、培养的用户习惯、锤炼的人员队伍,都将是下一步改进的坚实基础。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些“短板”,从零建设需要更长时间,难以及时完成教学、办公模式线上线下的转变。因此,虽然信息化部门的能力或许不足,但也得益于“短板”的存在,才有机会快速实现技术手段和外部资源的转化与升级。

 

  第二个发展态势是,在标准化、集约化、系统整合,以及“过紧日子”的指导思想下,建设效果与应用质量比规模与数量更受重视,不适用、陈旧、低效、存在隐患的应用被逐步淘汰或整合,退出机制发挥其应有作用。同时可以预见的是,部分功能较为统一、同质化较强、适于云服务的应用(如教学资源类、卫生健康类等)将不再或不仅由学校自主建设,而是与社会上的服务商一起合作建设。

 

信息化回归教育角色

 

  《中国教育网络》:

 

  关于高教信息化这十年的总结及未来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您是否有其他观点补充?

 

  张四海:

 

  十年来,信息化的建设目标明显由统一走向差异。在“十二五”、“十三五”乃至更早以前,受信息技术发展和学校办学方针的双重制约,绝大部分高校以跟随性、同质化发展为主,校际差异并不明显,往往只有投入规模大小、发展步骤先后及侧重点上的微小差异。

 

  例如,在“十二五”时期,全国高校都聚焦于数字化校园的建设,重心集中在三大平台与核心业务系统,建设内容大同小异,往往只存在投资额度上的差别。究其原因,在建设初期,各类高校都在“打地基”,从校园网到数据中心,从平台建设到业务系统建设,目标与要求都基本一致。

 

  但在基础夯实后,随着各类高校发展目标与办学特色的不同,不同学校也就开始考虑信息化建设的个性化发展和创新发展。例如,有的高校专注于教学,有的则更侧重于科研,也有的想要建设数字孪生校园等。在基础牢固的情况下,各高校可能都会有想要一马当先的地方,而这就决定了高校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想要去借鉴、参考或者复制某一所高校的做法,也会越来越难。

 

  因此,随着信息化作为引领教育改革发展内生动力的地位得到确立,信息化建设的领跑者可能不再只是“先走一步”,而是紧扣学校的办学特色和目标,开辟个性化“赛道”,形成独特的发展格局。这就意味着校际间的差异化竞争更加明显,单一学校的示范效果减弱,各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不再统一步调、统一声部,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路走来,在学校这个大舞台上,信息化部门经历了从边缘走向中央,从幕后走向台前的过程,但终点仍未到达。未来,部门间的边界将进一步模糊,信息化部门将从先行者、提倡者,成为各部门之间的统筹者,信息化建设也将从信息化部门的份内工作成为所有部门都肩负的责任。未来,部门融合将促进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和校园数字基座的融合,技术研发、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转化,以及教育培训、教师发展的统筹等。

 

  个人感触较深的一点是,为使信息化发展惠及更多师生用户,在高校的虚拟空间中,信息化部门过去常扮演医生和警察的角色,未来则会更多回归教育者的面貌。

 

  在这一趋势下,信息化部门将不再“圈地自萌”,安于担当运维、服务、安全监察等辅助角色,而将以系统化的思维和全局视野,思考如何从管理、教学、科研等多角度出发,帮助学校履行文化传承、知识传播的社会责任,为学校“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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